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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张之洞:打土豪分田地为民减负

时间:2012/12/7 19:33:25  点击:3960 次
  经过半年时间的紧张筹备和摸底考察,张之洞基本具备了干大事的条件。光绪八年(1882年)六月,他给朝廷上了一道《整饬治理折》,他在折子中提出了治理山西的全面规划和详细方案,慈禧看后,大加赞赏,还通报嘉奖他“实心为民,洁己率属”。

  有了慈禧的肯定,张之洞决定放手一搏。但山西腐败落后,贫弱交困,如果不采取铁腕强权政策,那就是隔靴搔痒,事倍功半。于是,他狠了狠心,施行铁腕强权。

  ●打土豪,分田地

  长期以来,山西人民活得很累、很憋屈,他们的生存根本——土地被地主官僚囤占,这些可恶的官僚囤占了大量的优质土地后,还向朝廷瞒报实际面积,广大农民不仅种不到好地,还要承担沉重的税赋。

  张之洞决心要把那些被囤占的土地归还给农民,于是派马丕瑶、高崇基等干吏在全省范围内展开土地大清查,并以实地丈量的方式,进行登记造册,最后共查出各州县瞒报囤占的土地达20万亩!

  张之洞立即将这些土地进行合理分配,既严厉打击了官僚囤占瞒报土地的不法行为,也为广大农民减轻了负担。然而,查出的这20万亩耕地对于亟待解决温饱问题的山西百姓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于是张之洞又鼓励百姓开垦荒地,并为垦地的农民提供购买农具和种子的资金,还免税三年。此举安定了民心,也激发了人们生产劳动的积极性。

  ●铲除路霸

  农民的负担减轻了,但在山西境内务工经商的人士却苦不堪言,因为各州县为了大肆敛财,在各自的地盘上乱设关卡,扣留途经关口的车辆和牲畜,勒索其交钱纳税,否则就不予放行。

  这帮官吏不是在征税,而是在拦路抢劫,只有强盗才会拦截行人索要买路钱。因为太过于霸道,外省的商户都不敢到山西来做生意,久而久之,山西越霸越穷,越穷越闭塞,似乎与世隔绝,这给山西的工商业发展带来了极坏的影响。

  张之洞查知此情后,严令各州县将差徭局改成清徭局,并裁撤路关和差徭,然后派马丕瑶、锡良等干吏到地方监督检查,要求各州县做到“不取民间一钱,不扰过客一车”。裁撤路关和差徭后,山西这才向全国工商业人士敞开了大门,国民经济也从此得以发展。

  ●禁除鸦片

  山西百姓缺粮少地,主要的原因就是全省遍种鸦片,大量的耕地被挤占。从北京到山西任职的那一路上,尽是罂粟苗,张之洞忧心如焚。从那时起,他就发誓要把拔掉那些毒苗,让全省官员戒掉烟瘾,把鸦片赶出山西!经过考察,他也深深地感叹:“山西之患不在灾害,而在于烟患。烟毒耗民元气,山西尤为严重。欲振中国之贫弱,必以此为大端……”

  在张之洞看来,要想禁烟,首先就得禁种,但有一个问题很现实:农民种植鸦片的产值,要比种粮高出好几倍。如何说服农民退烟还耕呢?张之洞觉得这事关系国家兴亡,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于是颁布了《禁种罂粟章程》。

  光绪八年(1882年)十月,这道章程颁布后,他组织官员一边劝诫百姓禁种鸦片,一边引导、鼓励百姓种植棉桑,广积谷粮,兴修水利,务本兴农。

  为切实有效地开展这项工作,他还实行各州县领导责任制,严厉要求各州县官员带头开展禁烟活动,坚决铲除责任区内所有种植的鸦片,如有迟缓或违抗,就从重从严惩处!很快,山西绝大部分土地都停种鸦片,而腾出来的大片土地,也都种上了棉、桑、麻、粮等农作物。

  与此同时,全省官民的烟瘾也在有效戒除。可鸦片之瘾,哪有那么容易戒掉啊?为此,张之洞还专门设立了一个戒烟局,然后寻医购药,医治那些烟瘾患者。

  山西的禁烟行动持续了一年后,全省烟毒泛滥的40多个州县,基本上退烟还耕,全省官民也基本上绝食鸦片,整个山西的民风和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禁种鸦片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在那个烟毒弥漫,国家因此衰败的动荡年月,忧国忧民的张之洞强烈地唤起了民族的觉醒。他的禁烟行动规模,虽不能和林则徐相提并论,但其产生的轰动效应却很强大。

  ●裁减公费,为民减负

  晚清以来,官场上贪污受贿之风愈演愈烈。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政治黑暗腐败,另一方面则是官员工资低微。清朝定制,正一品的大学士年薪仅180两银,像张之洞的这样二品大员年薪仅150两银。

  这点工资是很难养家糊口的,而朝廷各行政机构的办公经费也少得可怜。同样,地方政府的日子也不好过,其绝大部分税赋收入都要上缴朝廷,存留数量微乎其微,行政开支和办公经费往往通过向百姓加征税款解决。还有很多不守规制的官员,打不上公款的主意,就通过各种手段搜刮民膏,百姓总是遭殃。

  从雍正朝开始,朝廷为了杜绝地方官员贪污受贿,搜刮民膏,开始实行“养廉银”制度。所谓的养廉银,就是朝廷补发给地方官员的津贴,相当于灰色收入。地方官员养廉银按官职高低依次分配,分别是总督2万两左右,巡抚15万两左右,布政使1万两左右,按察使8000两左右,道府官员5000两左右,州县官员1000~2000两。

  养廉银制度的推行,确实解决了地方官员日子不好过的局面,但这笔巨款却不由朝廷国库拨付,而是由地方政府向百姓征税时附加而来。羊毛总是出在羊身上。这就是清朝政府解决地方政府和官员贪污受贿、搜刮民膏的办法,真可谓是欺世盗名,超级荒唐!

  朝廷允许地方政府向百姓征收附加税,那么百姓的负担就更加沉重了。因为朝廷并没有规定地方政府征收附加税的标准,这就纵容各地各级政府无序加税。通常情况是,省级政府加征的税赋要比朝廷的税赋高出好几倍,而各州县加征的税赋要比省级政府加征的税赋高出好几倍,有的地方甚至要高出十几倍,比如张之洞为之平反的四川东乡就是这样。

  在万恶的封建社会,在黑暗的清王朝,百姓的生活艰辛程度真是无法想象。就拿山西来说,张之洞上任之前,前几任巡抚规定各道府、州县每年要向省府上缴公费19950两银。这笔公费是省府下派给各道府、州县的任务,各道府、州县自然拿不出这笔银子,于是他们又成倍数地把这笔账转嫁到百姓头上,因为各道府、各州县也需要办公经费。

  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地都非常普遍,可张之洞认为当官的太腐败了,太不懂得体恤百姓疾苦了。虽说官员的待遇应该提高,但不能如此变态和无序,如果持续下去,早晚有一天会官逼民反,进而天下大乱。

  为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张之洞带头将省府每年的公费裁减至6400两银,并要求各道府、州县也大幅裁减公费。在他的强力执行下,全省每年共裁撤公费达79000余两银,为本来就极度贫困的百姓减轻了巨大的经济负担!

  此外,他还严令禁止下属对上司“馈送摊捐”。所谓的摊捐,其实就是礼金和红包,这是晚清官场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

  在晚清,地方官每年收取的下属馈送礼金,要远远大于其下派的办公经费。如果办公经费用于行政开支的话,那么其收取的馈送礼金,则源源不断地涌进其私人金库。张之洞严厉禁止了这一陋习,也扭转了山西官场长期形成的不良之风。

  ●断道

  张之洞裁减公费、禁收礼金和红包,断了山西官员的敛财之道。这事做得够狠,还有一件事,他做得更狠,那就是他也断了朝廷伸向山西的敛财之道。

  朝廷下派给山西的摊捐项目是五花八门,加起来有十几项,如铁贡、绸绢、农桑、纸张、京饷、科考、盐务等。每年这些项目累计达10万两银,成了山西最大的苛政(晋省州县之累,以摊捐为最)。

  有些摊捐项目,是从乾隆年间兴起的,到光绪年间就已经作废了,可这些项目却依然在征税。比如,向朝廷捐贡的绸绢、纸张等物品,山西早已停产了,可从山西到北京的运费和杂费依然在征收,仅绸绢一个项目,朝廷每年就要向山西征收12000两银。

  有些摊捐项目任务十分繁重。比如,山西产铁,每年要向朝廷进贡平铁8万余斤,好铁20万斤,而朝廷拨付的运费却寥寥无几,需要山西摊捐4万两银。
  有些摊捐项目,由于年头太过于久远,目前是征无所征,运无所运。甚至,很多征收摊捐的官员,都不知道那些项目是什么东东,更别说是老百姓了。

  对于朝廷的这些摊捐,有些官员就是把刀架在他们脖子上,也征不到位,因为百姓确实被他们这帮人榨干了。由于交不够摊捐款项,这些官员只好欠账。据统计,在张之洞到任前的18年间,山西欠款官员多达500人,共欠朝廷摊捐达30万两银!官员欠朝廷的摊捐款,说到底是百姓的欠款,最终将由百姓买单。可山西百姓真的没有了活路,在各级官员的逼迫下,绝大部分百姓流亡失业,哪儿有能力偿还欠款?

  张之洞体恤百姓疾苦,他决定成立清源局,认真清理核对各类摊捐,他的处理办法是:对于必须捐贡朝廷的费用,由省府税收中开支;对于已经停止生产的绸绢、纸张等摊捐,则奏请朝廷予以免除。

  张之洞这么干,就是断送了朝廷伸向山西的敛财之道。他既为山西百姓解开了一道沉重的枷锁,也为黑暗腐朽的晚清官场,树立了一个清正廉洁、仁政爱民的光辉形象。不过,张之洞能够斩断朝廷伸向山西的敛财之道,得益于一个人的鼎力支持和帮助,那个人就是他力邀出山担任户部尚书的阎敬铭。

  阎敬铭掌管着国家的财政大权,如果没有他的首肯,张之洞不可能如此顺利地为山西减负。阎敬铭为张之洞开绿灯,算是对他的一种报答,也算是官场上的一种交情。

  ●清理财政

  经过一番摸底考察,张之洞认为山西之患“非匮乏之患,而弊混之患”,而导致弊混之患的根源就在于财政管理混乱。

  山西财政可不是一般的乱。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到光绪八年(1882年)的33年间,山西财政从未进行过清查,这实在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事。因为是一本糊涂账,账面上的数目差缺竟达400万两银。对于差缺的款目,历任巡抚都没有究查,也无从究查。财政如此混乱,山西该如何治理呢?

  为彻查陈年旧账,张之洞设立清源局,制定《山西清查章程》,并亲自督阵。具体工作则由马丕瑶、李秉衡等干吏实施。清源局下设会计、拨款、筹防、报销、善后、交代、裁摊、工程八个科室,每个科室都有专人负责,分门办理各项清查业务。

  在张之洞的强力督导下,马丕瑶等官员严格执行《山西清查章程》规定,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艰苦努力,他们终于查清了30多年的糊涂账:

  1省库原存银218万两。

  2新收银15523万两。

  3支出银15821万两。

  4透支152万两。

  5实存银72万两。

  33年的糊涂账,就这样被张之洞查了个水落石出。也就是通过清查旧账,他查出了原布政使葆亨、冀宁道王定安、总兵罗承勋、参将王同文等山西大员的贪赃枉法行为。

  此外,他还查出了葆亨截留各省赈济山西灾民的22万两抚恤款。张之洞用这笔款筹建了粮仓,既周济了受灾缺粮的百姓,也打击了不法囤粮的奸商。

  随着葆亨等人的倒台,山西其他贪官污吏也都跟着他们纷纷落马。从此,山西吏治迎来了一个晴空如洗的大好局面。

  张之洞顺利地清理山西财政,也得到了户部及户部尚书阎敬铭的大力支持。账目清理完毕后,阎敬铭又把山西当作成功案例向全国各省推荐,张之洞因此又赢得了不少美誉。

  ●兴办洋务

  晚清的洋务实业,由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中兴名臣发起。他们兴办洋务实业,如引进西方技术,开造船厂、机械局、军工厂等,都是为了富国强民。因为通过两次鸦片战争,他们深切地感受到,经济和科技在政治军事领域所起的作用难以估量。

  曾国藩等人虽然觉醒了,但他们的先见之举,并没有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肯定和支持。很多顽固守旧人士,特别是清流党,坚决抵制他们办洋务,说他们的举动是“卖国求荣”、“崇洋媚外”,说他们弄的那些洋玩意儿是“奇技淫巧”,并上奏朝廷严厉禁止。

  这些人的主张和建议可以理解,因为中国是一个古老而传统的国家,特别是在封建社会,帝王统治江山靠的是儒家思想,他们把传统的道德伦理放在执政的第一位,而对于经济和科技,他们则没有什么概念,并没想到这后者会快速推进世界的发展,甚至改变这个世界。因此,当西方列强用铁舰利炮轰开我们的国门时,我们还处于落后的冷冰器时代。两军对垒,好比是让秦始皇的兵马俑与现代坦克部队硬碰硬,安能不败?

  遗憾的是,西方列强的炮舰并没有轰醒腐朽顽固的清王朝统治者,他们依然在极度奢靡的宫殿里,吃喝享乐,昏昏欲睡,无所作为。

  这一切,张之洞都看在眼里。他恨铁不成钢,他对统治者牢骚满怀。他也恨透了西方列强,恨他们以强欺弱,因此在京城当愤青那阵子,他特别反感李鸿章等人对外妥协求和。这是他参劾李鸿章等人的主要原因,并非反对李鸿章等人兴办洋务实业。

  对于李鸿章等人兴办的洋务实业,他从未进行过抨击。因为他理解李鸿章兴办洋务实业的真实目的,他不是个书呆子。早在参加会试,挂职湖北、四川学政时,他就对当时的教育考试制度提出了很多批评和改革意见,并在学政任上力主改革,强调通经致用。从这一点上来看,他力主改革和务真求实的思想,倒是与李鸿章等洋务大吏不谋而合。

  来到山西,目睹山西不可思议的萧条和贫困后,张之洞一直在思索着山西的发展之道。山西的吏治和民风虽然得到了极大改善,但发展依旧滞后,民生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好在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开办洋务实业的创举,给了他深深的启发,他的思路豁然开朗,他的思想也渐渐解放,他幡然醒悟:治理一个省,抑或是一个国家,仅仅依靠“儒家思想”和“道德伦理”是行不通的。儒家思想和道德伦理,固然是执政纲领和执政者的坚守底限,可它们不能当饭吃,也不能改变当下山西乃至全国贫困、落后的面貌。要想使山西脱贫致富,迅速崛起,就得仿效曾国藩等人兴办洋务实业,这既是山西的发展之道,也是整个国家的自救之策。

  于是,在给朝廷的一些奏折中,他屡屡提到以改革促发展的主张和建议。

  在开办洋务实业方面,中国并没有多少成功的经验可供借鉴,张之洞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他是多么希望有一位精通洋务实业的导师啊,可山西穷乡僻壤,有谁愿意来蹚这道浑水呢?

  其实早在同治九年(1870年),就有一个名叫李提摩太(1845—1919)的英国浸礼会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就是为了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事业而来。

  李提摩太来到中国后,与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民风习俗融会贯通,他不单单是为了传教,而是利用传教、赈灾的名义,游历中国各地,与中国各地官员密切接触,进而争取中国官方支持,以此开启中国统治者和政治家们的先进思想。

  李提摩太很有思想,他是一个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人。来到中国后,他先会见了山东巡抚丁宝桢,后来又会见了左宗棠和李鸿章等人,大力向他们推广洋务方案,受到了他们的亲切接见和高度重视。

  光绪三年(1877年),山西大旱,李提摩太不辞劳苦,以赈灾形象大使的身份来到山西,多方搜集社会政治经济情报,向山西巡抚曾国荃提出“以工代赈”的救灾建议,进而拟定开矿产、兴实业、办学堂等大规模的洋务方案。

  曾国荃非常赞赏李提摩太的赈灾举动,还为他立了一块功德碑。但曾国荃对这个外来的和尚却时刻保持着戒备,他认为这哥们儿四处传教和结交政要,就是为了“盗窃中国人心”。于是,他对李提摩太提出的洋务方案置之不理。

  李提摩太郁闷极了,他来中国就是想得到政界领导的赏识,在中国有所建树,可七八年过去了,他还是一副默默无闻的样子。

  光绪八年(1882年)年底,就在李提摩太对他的中国之行感到失望透顶而转身离去之际,张之洞却要主动召见他。这得益于他几年前向曾国荃提交的那套洋务方案,这套方案一直被曾国荃锁在省府档案室里,张之洞看过之后,对开矿产、兴实业、办学堂诸事颇感兴趣,于是决定当面向他请教。

  李提摩太受宠若惊,喜出望外。当着张之洞的面,他详细陈述了自己兴办洋务的构想,还送给张之洞一本他撰写的《富晋新规》。这是一本指导山西脱贫致富的教科书,张之洞看过之后,对他肃然起敬,也深受感动。

  当下,张之洞就聘请李提摩太为洋务顾问,还在省府为他组织了一场演讲会。要求他为官员学子讲解天文、地理、声光、电化、物理、医药卫生等西方科学知识。在演讲会上,他还演示了磁石吸铁、氧气助燃等物理、化学方面的科学试验,这让官员和学子大开眼界。

  李提摩太完全征服了张之洞,他决定在李提摩太的指导下开办洋务实业。李提摩太也为自己能遇到张之洞这样一位开明的中国地方官而庆幸不已。

  一天,他单独向张之洞透露了一个可让山西富强的秘诀:山西是产铁大省,铁是可以百炼成钢的。钢铁是一个国家的脊梁,既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意志力,也标志着一个国家在未来全球的竞争力。山西只要能炼出好的钢铁,那么山西很快就能富强,整个中国也很快就能兴盛!阿门!

  张之洞听得津津有味,李提摩太又详细地给他讲解“别西墨炼钢法”。别西墨炼钢法就是西方国家的一种炼钢技术,比中国传统的冶铁技术要先进得多。

  李提摩太的致富秘诀经得起历史考验。西方列强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他们注重发展钢铁产业,快速提高了综合国力和GDP。比如日本就是钢铁生产大国。日本的钢铁业起步于晚清,此后不断发展壮大,一个多世纪以来,日本的综合国力和GDP一直名列世界前茅。

  张之洞知道钢铁的重要性,也知道欲发展山西经济,必须因地制宜。因为山西既是产铁大省,也是产煤大省,煤正好可以用来炼铁,而铁必将百炼成钢。可山西传统的冶铁工业,早在十几年前就被洋铁击垮。此后,中国在生产船只、军械时,均需进口洋铁,成本巨大。

  张之洞认为,在中西方长期而持久的贸易来往中,中国若没有本土的实业和产品,而一律需要进口洋货的话,那么中国白花花的银子早晚会被西方国家吸干,中国早晚会衰败!想到这一层,张之洞欣然接受了李提摩太的建议,并于光绪九年(1883年)四月,设立洋务局,专门兴办钢铁等洋务实业。

  张之洞雷厉风行的精神可嘉,可困扰他的问题是,山西闭塞落后,洋务风气未开,严重缺乏洋务人才。李提摩太虽然每月都搞演讲会,但仅靠演讲,不足以使与会者成为专业人才。

  无论在哪个世纪,人才都是最贵的。没有人才,什么事都干不成。

  张之洞深知这一点,为了广揽人才,发展山西洋务实业,他令人印制了一份题为《延访洋务人才启》的招聘启事,面向全国各省公开招聘熟知天文、算术、水法、地理、格物、制器、公法、条约、语言、文字、兵械、船炮、矿学等方面的洋务人才。

  张之洞在这份招聘启事中明确提出了他的观点:洋务为当务之急;以商务为体,兵战为用。也就是说,只有发展商务经济,才有资本养兵备战,进而抵御列强侵略;西方国家的政令和学术,值得借鉴和汲取。

  这则启事发布后,引起了朝野上下的广泛关注,各省洋务人才也是闻讯而至。张之洞欣慰极了,他决定量才录用,人尽其才。为提高这些洋务人才的专业知识,他还派人到上海购买最新出版的有关洋务知识方面的书籍。很快,困扰山西的人才问题便迎刃而解。

  搞定了人才后,张之洞便开始着手兴办他的洋务实业,具体项目如下:

  1责令洋务局“试制新式机器”,力图中国制造。

  2设立桑棉局,先筹款赴江浙等地招聘机匠,再到上海购置新式织机和农具,开始兴办新式纺织企业。

  3开办铁矿。过去,山西冶炼出来的铁是土铁,在质量上无法和洋铁相比,因而被搞垮。张之洞觉得中国不能长期进口洋铁,于是上奏朝廷,请求开办山西铁矿,振兴山西钢铁业,以解决国内用铁需求,并与洋铁抗衡。

  4兴建学校,发展教育。清朝以来,山西压根儿没出过状元,究其原因,就是教育发展滞后,教学及师资力量薄弱。张之洞是翰林出身,曾两任学政,他是不会允许这种情况继续存在的,于是奏请朝廷在太原筹建令德堂书院,然后从全省学生中选拔高才生入院深造。

  令德堂主讲王轩,协讲杨深秀、杨笃、张铁生等人都是张之洞的幕僚,他们既讲传统的四书五经,又讲现代西方学术,从而培养了一批“中西合璧”的新式人才,基本改变了山西教育发展滞后的局面。

  光绪十八年(1892年),令德堂和原来的晋阳书院合并成立山西大学堂。辛亥革命后,全国只有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山西大学堂三所大学堂。令德堂的建立,为山西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

  5编练新军,武装军队。张之洞知道,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洋务大吏之所以能够雄踞一方,成就大业,就是因为他们都拥有自己的军队,正所谓是拥兵自重。对于一个臣子而言,拥兵自重不见得是一件好事,甚至有掉脑袋的危险,但张之洞明白:在风雨飘摇的晚清,作为一个封疆大吏,如果你没有军队,那么你就没有立足之本,甚至你连自己的脑袋都保不住。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人都创建了自己的军队,都拥兵自重,他们甚至把军队当作是自己的私人武器。慈禧因此时对他们保持着戒备之心,但慈禧并不想要他们的脑袋。坦白地说,慈禧是不敢要他们的脑袋,就因为他们拥兵自重。

  张之洞了解慈禧,通过曾国藩等人的例子,他也越来越觉得,作为一个封疆大吏,就应该拥有自己的军队,即使不为自保考虑,也要为顺利执政考虑。但张之洞把这一切看得很淡,在他心中,有一个比曾国藩等人更宏伟、更远大、更无私的计划:终结过去绿营、勇营等冷兵器军队的使命,组建一支新军,配以洋枪洋炮等新式武器装备,将其操练成战无不胜的新时期军队,为地方和国家效力。

  为打消朝廷疑虑,他上了这样一道奏折:“臣锐意组建新军,并不独为山西一省所用,如果此军练成一支劲旅,不仅可以补充山西军事力量,沿边的万里防线,也可随时调用……”朝廷大概被他的一番忠苦之心感动了,于是派令署理陕西延榆绥镇的记名总兵李先义、副将吴元恺到山西操练新军。从此,张之洞拥有了自己的军队,而李先义和吴元恺也成了他的心腹部将,也成为今后他组建广胜军、江南自强军和湖北新军的重要将领。

  ●固边图强

  山西之乱,不仅体现在内政上,更体现在疆域和民族矛盾上。具体说来,就是晋北七厅的归属问题和蒙汉两族的矛盾问题。

  晋北七厅指的是山西北部的归化、萨拉齐、丰镇、宁远、托克托、林格尔、清水河七厅。这七厅北接蒙古,西抵河套地区,南依长城,东临河北张家口,战略位置非常显要,然而这七厅却是满蒙自治厅,实际统治权不归山西巡抚,而掌握在满蒙亲贵的厅长们手中。

  满蒙自治固然是一种行政手段,但这些厅长仗着自己是满蒙亲贵,加上山高皇帝远,他们统治一厅,俨然统治一个独立王国,想干吗就干吗。在他们的影响和纵容下,七厅境内“游勇马贼之剽掠,河界地租之斗争,奸商大猾之扰乱,风气嚣然,隐患渐伏”,而且境内居民就像外来务工人员那样没有归属感,官方既不给他们办理户口和暂住证,也不兴学建校,从而导致当地学子没有进取心,居民对政府没有信心。

  光绪九年(1883年)九月,为了巩固山西对晋北七厅的统治,发展该地区的经济、文化和教育事业,张之洞给朝廷上了一道《筹议七厅改制事宜折》,力奏朝廷对其进行改制,却触及了满蒙亲贵的利益,也破坏了他们对边疆地区的分裂计划。于是,他们纷纷上表反对。特别是绥远将军(武职外官,从一品)丰绅,归化厅副都统(武职外官,正二品)奎英,还以改制妨碍旗民游牧为由,横加阻挠。

  张之洞毫不退让。他接连奏请朝廷严惩奎英等人。按理说,张之洞的改制之举非常明智和有理,朝廷应该大力支持才是,可朝廷觉得此事非常棘手难办,因为满蒙亲贵和地方督抚都是朝廷要员,不能厚此薄彼,否则双方的矛盾将会进一步激化,不好收场。

  ●突然调离

  为避免双方矛盾激化,朝廷决定对改制一事不闻不问。早在三月二十八日,朝廷和慈禧就下旨令张之洞进京谒见,朝廷和慈禧这是要把他调走。

  张之洞在山西干得热火朝天,风头正劲,朝廷为何要在这时把他调走呢?难道仅仅是为了化解他和晋北七厅官员的矛盾吗?不然,朝廷调离张之洞,是有一件更大的事情让他去做,有一个更高的位置让他走马上任。那件事情就是抗法援越,那个位置就是两广总督!

  朝廷把如此重要的事情和位置交给张之洞,是因为这两年朝廷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个铁腕强权、励精图治、浩然正气、精明睿智的朝廷柱石形象,以及一个勇挑重担、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克难制胜的挑夫形象。

  朝廷的柱石,勇敢的挑夫,张之洞当之无愧。这两年,张之洞在山西干的事情太多了。仅仅两年时间,他就把一个贫弱交困、闭塞落后的山西,治理得井井有条,生生不息。

  两年前,他挑起的一个烂摊子;两年后,他交给地当百姓的却是一个欣欣向荣的新山西。可惜的是,很多事情刚刚筹划,很多洋务实业刚刚兴办,就因为他的调离而意外流产了。

  但在朝廷当局眼里,特别是在慈禧眼里,张之洞就是朝廷可依的柱石,帝国振兴的希望。选择他,不会错。选择他,就选择了成功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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